动物凶猛(王朔)

我羡慕那些来自乡村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其实可能是个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但只要他们乐意，便可以尽情地遐想自己丢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从而自我原寡和自我慰藉。我很小便离开出生地，来到这个大城市，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我把这个城市认做故乡。这个城市一切都是在迅速变化着——房屋、街道以及人们的穿着和话题，时至今日，它已完全改观，成为一个崭新、按我我们标准挺时髦的城市。 
　　没有遗迹，一切都被剥夺得干干净净。 
　　在我三十岁以后，我过上不倾心已久的体面生活。我的努力得到了报答。我在人前塑造了一个清楚的形象，这形象连我自己都为之着迷和惊叹，不论人们喜欢还是憎恶都正中我的下怀。如果如开妆还多少是个自然形象，那么在最终确立它的过程中我受到了多种复杂心态的左右。我可以无视憎恶者的发作并更加执拗同时暗自称快，但我无法辜负喜好者的期望和嘉勉，如同水变成啤酒最后又变成醋。 
　　我想我应该老实一点。 
　　她的容颜改变得如此彻底，我看到她时完全无动于衷。那天我去火车站送一位至亲，在软席候车室等候进站时，视线恰与她的目光相遇。她坐在斜地面的一排沙发上，目光随着一个正在地上跑来跑去独自玩的小女孩移动，小女孩跑到我脚前的皮箱边，于是我们相逢。 
　　她手托腮五指并拢几乎遮住了口、鼻、两颊瘦削如同橄榄，一双眼睛周围垂褶累累，那种白色的犹如纸花的褶皱。 
　　纯粹是由于视野内景物单调，那个活动着的小女孩产生了难以抗拒的牵引力，我的目光再次投到她脸上，我发现她刚才注视我的那一眼仍在持续。 
　　那是控究的凝视。小女孩跑到她身边，娇声娇气地说话，她的回答低得几乎听不清，由于拿腔捏调摹仿孩子式的语调而嗓音失真。她把遮住脸的手放下，我移开视线，确认这是个陌生人。 
　　这时，我一直留心注意的候车室门上的电子预告牌打出了我们等候的那次列天气的检票通知。 
　　我站起来，拎着箱子陪同那位至亲走出候车室。 
　　在上行的自动扶梯的人群中，我忽然想起她似乎是谁。我不动声色继续前行，把我那位至亲一直送到车上，在月台上深情地看着站在车窗内冲我微笑的栩栩如生的她，直到火车开走。我在通往站外的地道中边走边对自己的判断产生怀疑。 
　　当我犹豫不决地再次出现在炊席候车室的门口时，她和那个小女孩都已不在了，她的位置上坐着一个神色怆然的女军官。 
　　十三后，我去参加一个中学同学的聚会，当一个个陌生男女走进那个房间，笑容满面地彼此握手，特别是听到其中有一个人叫出我的名字，我有一种脱离现实的感受。我和几个男人聊得很多，我知道他们是我过去的好朋友。有人提起一些往事，很有把握地描绘我当时的神情、举止和爱好，而我对此毫无印象。我对自己能清晰地保留在一些人的记忆中感慨不已。主持聚会的一个同志高声对大家说：“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随着一个个名字的道出，蒙尘的岁月开始渐渐露出原有的光泽和生动的轮廓，那些陌生的脸重又变得熟悉和亲切。很多人其实毫无改变，只不过我们被一个远远地隔离开了，彼此望尘莫及，当我们又聚在一起，旧日的情景便毫无困难地再现了。那个苍老、憔悴的女人当年有一张狐狸一般娇媚的脸，这张脸不会使人坠入情网却颇能挑逗起一个成年男人的非分之想。我只是到后来，多年后开始欣赏此类相貌的女子。当时她对我毫无吸引力，我长期迷恋那种月亮型的明朗、光洁的少女。我之所以对她印象深刻，因为那时候她总是和米兰在一起。七十年代中期，这个城市还没有那么多的汽车和豪华饭店、商场，也没有那么多的人。 
　　除了几条规模不大的商业街，多数大街只是零星几间食品店和百货铺子，不到季节，货架上的商品也很单调，大多是凭票供应的基本生活用品。街上常见的是四轮驱动的军用吉普车和一些老式的苏联、波兰轿车。 

　　上班上学时间，街上只有一些外地出差干部在闲逛，路边公共汽车、无轨电车都乘家寥寥。热闹的场面只有特殊的日子能看到，游行的群众队伍把大街小巷挤得水泄不通。
　　城里没什么年轻人，他们都到农村和军队里去了。
　　那时我十五岁，在一所离家很远的中学读初三，每天从东城到西城穿过整个市区乘公共汽车上学。这是我父母为了使我免受原来的一些坏朋友的影响所采取的极端措施。我原来就读的那所中学过去是所女中，自从开始接受男人入校后便陷入混乱，校纪废弛。为了不受欺侮，男孩子很自然地形成一个个人数不等的团伙。每日放学，各个团伙便在胡同里集体斗殴，使用砖头和钢丝锁，有时也用刀子。直到其中一个被打得头破血流便一哄而散。这场面使得所有正派学生父母心惊肉跳。我感激所处的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知识。我很同情现在的学生，他们即便认识到他们是在浪费青春也无计可施。我至今坚持认为人们之所以强迫年轻人读书并以光明的前途诱惑他们仅仅是为了不让他们到街头闹事。
　　那时我只是为了不过分丢脸才上上课。我一点不担心自己的前程，这前程已经决定：中学毕业后我将入伍，在军队中当一名四个兜的排级军官，这就是我的全部梦想。我一点不想最终晋升到一个高级职务上，因为在当时的我看来，那些占据高级职务的老人们是会永生的。
　　一切都无须争取，我只要等待，十八岁对自然会轮到我。
　　唯一可称得上是幻想的，便是中苏开战。我热切地盼望卷入一场世界大战，我毫不怀疑人民解放军的铁拳会把苏美两国的战争机器砸得粉碎，而我将会出落为一名举世瞩目的战争英雄。我仅对世界人民的解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所以父母把我和我的战友们隔离开来，从那充满活力的学校转到一所死气沉沉的学校——这所新学校是当时全市硕果仅存的几所尚能维持教学秩序的学校之一——我会感到多么无聊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在新学校中很长时间没找到同志，后来虽然交了几个朋友。但我发现他们处于教师的影响之下。我是惯于群威群胆的，没有盟邦，我也惧于单枪匹马地冒天下之大不违向教师挑衅。这就如同老鼠被迫和自己的天敌——猫妥协，接受并服从猫的权威，尽管都是些名种猫，老鼠的苦闷不言而喻。
　　我觉得我后来的低级趣味之所以一发不可收拾，和当时的情势所迫大有联系。我那时主要从公共汽车上人们的互相辱骂和争吵中寻找乐趣，很多精致的下流都是那时期领悟的。
　　当人被迫陷入和自己的志趣相冲突的庸碌无为的生活中，作为一种姿态或是一种象征，必然会借助于一种恶习，因为与之相比恹恹生病更显得消极。
　　我迷恋上了钥匙，从家里、街和别的同志那里收集到了一大批各式各样的钥匙，并用坚韧的钢丝钳成了所谓的“万能钥匙”为锁在家里的朋友们扶危济困，后来就开始未经邀请地去开别人家锁着的门。
　　我喜欢用一把平平的钥匙经过潜心揣摩，不断测试终于打开那处机关复杂的锁。锁舌跳开“嗒”的一声，那一瞬间带给我无限欢欣，这感觉喜爱钓鱼的人很熟悉，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攻克伯林战役的苏军老战士也很熟悉。
　　钥匙难道不是锁在天敌么？
　　从这一活动中我获得了有力的证据，足以推翻一条近似真理的民谚：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实际上，有些钥匙可以开不少的锁，如果加上耐心和灵巧甚至可以开无穷的锁——比如“万能钥匙”。我发誓我仅仅是开锁并不是做贼。在我溜撬的短暂生涯中，我没拿过价值十元钱以上的物品，即便拿也纯粹出于喜爱并非贪婪。那时候人们都没有钱，那些现在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家用电器当时闻所未闻。
　　我常去光顾的学校前的那片楼区大都居住着国家机构的一般干部、家里多是公家发的木器家具，连沙发都难得一见。我印象里最阔气的一家，大概是个司长，家里有一台老式的苏联产的黑白电视机，那外木壳子的。我的确想了一下将其搬走，随即便产生了一个念头：这是犯罪呵！

　　我可以作证，当时除了有一些政治品质可疑的干部，贪官污吏凤毛麟角。那些楼房从外表看都是一模一样的，五层，灰砖砌就；内部陈设也大同小异，木床、三屉桌和大衣柜、书架，新式一点的是米色油漆，老派的便是深褐色的。
　　上班时间，那些楼房常常整幢空无一人，我便在那些无人的住宅内游荡，在主人的床上躺躺，吃两口厨房里剩下的食物，看着房间里的陈设，想象着在这里生活的都是些佬佯儿的人，满足呢还是失意。
　　有几次我甚至躺在陌生人家的床上睡着了，直到中午下班，楼道里响起人语和脚步声才匆匆离去。
　　我有把握不会彼人擒住，那时人们在上班时间从不溜号，而且因为几乎不丢失什么东西，也没引起人们的警惕。
　　我走前有时还替过于邋遢的人家打扫一下房间，把未来得及的叠的被子叠好。我的文学想象力就是在那时得到培养的。
　　在这片楼区的旁边还有一片属于少数民族的回民聚居的平房，我从不去那儿。我的故事总是在夏天开始的。夏天在我看来是个危险的季节，炎热的天气使人群比其他季节裸露得多，因此很难掩饰欲望。那天下午，教师在课堂上讲巴黎公社的伟大意义以及梯也尔的为人全班同学都昏昏欲睡，强撑着瞪大眼睛听教师讲课，至今我回想学生时代，最不堪回首的就是夏天下午的第一堂课，你只想自觉也偏要喋喋不休。那些年夏天两点到三点传授的知识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可能因此错过了人生最关键的点化，以至如今精神空虚。
　　为了不使自己当众睡着，我在第二堂课离开了教室。
　　我溜出了校门，顶着烈日穿过楼群间的空地，钻进了一幢幽暗阴凉的楼内。
　　楼内很静，每层紧闭的房门里钟表走动的“嘀嗒”声清晰可闻。我开了几家门走进去，发觉这些人家我光临过，便觉索然无味。我打开了这幢楼顶层的一家房门，走了进去。这家主人的勤谨和清洁使我很有好感。简朴的家具陈设井井有条，水泥地板擦得一尘不染光滑如镜，所有的玻璃器皿熠熠闪烁；墙壁不像大多数人家那样乌黑、灰泥剥落，而是刷了一层淡绿的油漆，这在当时是很奢侈的。墙上没有挂伟大领袖的画像而是用镜框镶接了一幅黑白色调的杭州丝绣风景，上面是月光下浩渺的波光透透的湖水，一叶小舟，舟上有一个模糊的古代服饰的人影，一侧绣有一句古诗：玉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我很小便很赞赏人们在窘境下的从容不迫和怡然自得。
　　这是一套两居室的单元，我先进去的那间摆着一张大桌，摞着几只樟木箱，床头还有一幅梳着五十年代发式的年轻男女的合影，显然这是男女主人的卧室。
　　另一间房子虚掩着门，我推门进去，发现是少女的闺房。单人床上捕着一条金鱼戏水图案的粉色床单，床下有一双红色的塑料拖鞋，墙上斜挂着一把戴布套的琵琶，靠窗有一张桌子和一个竹书架，书架上插着一些陈旧发黄的书，这时我看到了她。我不记得当时房内是否确有一种使人痴迷的馥郁香气，印象里是有的，她在一幅银框的有机玻璃相架内笑吟吟的望着我，香气从她那个方向的某个角落里逸放出来。她十分鲜艳，以至使我明知道那画面上没有花仍有睹视花丛的感觉。我有清楚的印象她穿的是泳装，虽然此事她后来一再否认，说她穿的只不过是条普通的花布连衣裙，而且在我得到那张照片后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我还是无法抹煞我的第一印象。为什么我会对她的肩膀、大腿及其皮肤润泽有如此切肤的感受？难道不是只有在夏日的海滩上的阳光下才会造成如此夺目、对比鲜明、高清晰度的强烈效果？
　　现在想来，地当时的姿态不是很自然，颇带几分卖弄和搔首弄姿，就像那些电影小明星在画上上常干的那样。
　　但当时我就把这种浅薄和庸俗视为美！为最拙劣的搔首弄姿倾倒，醉心，着迷，丧魂失魄！
　　除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们，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具有逼真效果的彩色照片。
　　即便有理智的框定和事实的印证，在想象中我仍情不自禁地把那张标准尺寸的彩色照片放大到大幅广告画的程度，以突出当我第一眼看到她时受到的震撼和冲击。

下午，我们没烟了，大家掏兜凑够了一包烟钱差我去买，那些钱只够买一包“光荣”或是“海河”的。于北蓓拿过自己的军用挎包，摸出一张红色的五元钱让我买两包好的。
　　在院门口，我碰见了许逊的妈妈，这使我很懊恼。这女人在院里正直得出了名。对待我们这些孩子就像美国南方的好基督徒对待黑人，经常把我们叫住，当众训斥一顿。虽然她儿子和我们一样坏，可这并不妨碍她的正直。我敢断定她十有八九会把上学时间在院里看见我这件事告诉我父亲，从中不难得出我逃学的结论。
　　这个娘们大概一辈子没吃过亏。
　　我买烟回来，他们正在屋里鬼鬼祟祟地商议什么，一见我推门进来，于北蓓忽然大叫一声，笑着向我扑过来，没等我闹清怎么回事，她已经一把搂住了我，在我的右脸蛋上结结实实亲了一口。
　　大家忽拉围上来，看着我的右脸笑说：“不行，没有印儿。”
　　这时我才发现于北蓓手里拿着一管口红，她本来准备涂得厚厚的，给我脸上盖个清楚的章，正涂了一半，我便回来了，破坏了他们的计划，这是高晋的主意。
　　实际上，这一戳记已经毫厘不爽地深刻地印在我脸上。
　　在其后的一周内，她的双唇相当真实地留在我的脸颊上，我感觉我的右脸被她那一吻感染了，肿得很高，沉甸甸的颇具份量。这是猝不及防的有力一击。那天下午我一直晕乎乎的，思维混乱，语无伦次。但就在那种情形下，我仍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分寸，不使别人看出我心情的激动，如同一个醉酒的人更坚定地提醒自己保持理智。我以一种超乎众人之上的无耻劲头议论这一吻，似乎每天都有一个姑娘吻我，而我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他们仍旧嘲笑我，说我看于北蓓的眼睛都直了，说我爱上她了。于北蓓也走上前盯着我的眼睛问是么？
　　我用力推开了她，她揉着胸说我把她搡疼了。在别人的耸勇下，她再次上前要亲我一口，我打着她的胳膊把她别转过身去，抓住她另一只挥舞挣扎的手，将她两臂反剪在身后，迫使其弯腰低头，快乐地尖声大笑，直到她疼得龀牙咧嘴都快急了才松开她。她怒不可遏地冲上来要抽我，在别人的劝阻下才没有真动手，揉着疼痛的胳膊恨骂不休，别人也都说我开玩笑犬没轻重。后来她又转怒为喜，去亲许逊和汪若海，我坐在一边抽着烟看着他们调笑，心中充满耻辱和羞愤。
　　那天晚上，我对父亲的盘诘表现得相当无礼，他一开口我便坦率地承认了今天没去上课。这似乎使他失望，他大概期待我对此进行一番花言巧语的狡辩，他便可以痛快淋淳地揭露我，从而增强震慑效用。
　　在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之后，我他妈才不关心逃学会有什么后果呢！“我已经承认了，你打我一顿得了。”我不耐烦地对他说。
　　我对那次皮肉之苦毫无印象，只记得夜里醒来，很久不能入睡，满怀对那一吻的甜蜜回忆和对于北蓓的深深着恋。
　　第二天，我还是老老实到学校去了。这是我的一个习性；当受到压力时我本能地选择妥协和顺从，宁肯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段也不挺身站出来说不！因我为从没被人说服过。所以也懒得去寻求别人的理解。人都是顽固不化和自以为是的，相安无事的惟一办法就是欺骗。
　　如果说过去我对上学只是厌倦，现在则完全是厌恶了。老师充满信心灌输给我们的知识是那么肤浅和空洞，好像在我们的一生中真有多重要的作用似的。我觉得这个课堂完全不适合我，连坐在这儿听讲的姿态都显得那么幼稚。
　　我在课堂里无聊地坐了一上午，认为已经给了教师和家长足够的面子，中午一放学，我便偷偷背着书包溜走了，路过那栋灰楼时，我只稍稍想了一下那个令我神魂颠倒的照片中的姑娘。
　　我在王府井南口找到了他们，他们在“中国照相馆”门前的树荫下的护路栏杆上坐成一排，一边吃雪糕一边盯着过路的姑娘。那时王府井南口的路边天天麇集着一伙伙穿军衣的年轻人，成群结伙地追逐少女，或是干脆无所事事地呆着，互相结交，一些严重的集体斗殴事件也时常发生在那里。

　　到那儿去的年轻人，不论男女，清一色地穿着军装。那时军装的时髦和富有身份感是如今任何一种名牌的时装所不可比拟的。也只有军装在人民普遍穿着蓝色咔叽布或棉布制服的年代显出了面料的颜色的多样化。国家曾为首批授予军衔的将校军官制作了褐黄、米黄、雪白和湖绿的咔叽布、柞蚕丝以及马裤呢、黄呢子的夏冬军服，还有上等牛皮缝制的又瘦又尖的高腰皮靴。这些都是值得炫耀的。使我惊奇的是这些带垫肩的威风凛凛的军装穿在那些少年身上是那么合体，想来当时军官们的身材都很矮小。这些穿着陆海空三军五花八门的旧军制服的男女少年们在十多年前黯淡的街头十分醒目，个个自我感觉良好，彼此怀有敬意，就像现在电影圈为自己人隆重奖时明星们华服盛妆聚集在一起一样。于北蓓和他们在一起，同时在一起的还有另一伙人，她和两伙人都很熟识，那伙人也带着两个女的，大家浊杂在一起说话。
　　她看到我很友好的笑，全然没有昨日不快的阴影。我也对她笑，我们像老朋友一样聊天。
　　一个很水灵的单身小姑娘从我们面前经过，大家像看驶过去的“红旗”车一样盯着她看。高洋和那伙人中最漂亮的一个男孩，追上去一左一右跟着她嬉皮笑脸地和她搭讪。
　　小姑娘只是低头加快脚步走了，一声不吭。他们跟她走到新华书店大楼门前便扫兴地回来了。
　　片刻，小姑娘又从原路回来了，犹犹豫豫似乎有点不再敢经过这里。我们大家看着她笑，高晋对于北蓓说：“你去跟她搭话。”于北蓓跳下栏杆就向姑娘走去，在不远处截住她和她说什么，笑着回头看我们。小姑娘脸红了，看了我们一眼又胆怯地缩回目光。我想他一定会过马路从衔对面走掉，可她始终站着不动。过了一会儿，她羞答答地跟着于北蓓向我们走了过来。
　　“发给你吧，你们俩聊聊。”于北蓓笑着对我说，把我从栏杆上推下来。我实在很喜欢小姑娘的娇羞动人的神态，看年龄她比我还小，正是我在学校常常倾慕的校宣传队跳舞的那型女孩儿。我问她是哪儿的，她说是少年宫合唱团的，又问她的名字，来王府井买什么东西。她羞得满脸泛红，眼神一个劲躲闪，却始终面带笑容。在她面前，我觉得自己很老练，可再往下就没词儿了，不知该说什么，只是看着她傻笑。
　　她倒很快镇定下来，不再害羞。另一伙中的一个胖乎乎的男孩口齿流利地跟她攀谈起来，两句话就说得她开心地笑起来。我们一点没注意街上的情况变化，等发现刚才还仨五成群遍布街头的穿军装的男女少年忽然都不见了时，一个民警已经带着七八个工人民兵把我们围住了。
　　我们被带“儿童电影院”，那儿是民兵小分队的据点。他们简单搜查了我们的身上，然后让我们解下鞋带和裤腰带，由两个民兵把我们解往“东风市场派出所。”
　　我们提着裤子趿着鞋，像一队俘虏被着穿过熙熙攘攘的王府井大街，很多成年人驻步好奇地看我们。于北蓓虽然也提着裤子、趿着鞋模样狼狈不堪，但神态象我们一样坚强，不屈不挠，那个小姑娘则一路哭哭啼啼，万分委屈，辫子不知何时都散开了。我真觉得她给我们这一行人丢份儿，很想回头喝斥她。在派出所的四合院里，我们被关进了三间通厦的北房里，一个个被命令在地下蹲着面朝墙，不许说话。
　　屋里已经绕墙一遭蹲满了少男少女，刚才街上神气直足的那一伙人大部分都到齐了。
　　民兵们还在不断往屋里解人，墙边已经蹲不下了，新到的便在地当间一排排蹲下。再后来的就胡乱找个地方蹲下，面朝四面八方的都有。有的人蹲累了便悄悄交替挪动双脚，把双手放到膝上撑住头。我们低着头互相瞅着悄悄笑。
　　有人放了一个屁，屋里响起一片低低的笑声。不少人抬起脑袋东张西望，受到看管民警的喝斥，像割倒的麦子纷纷低下去。就在这时，米兰和另一个姑娘被带了进来。我听到门口的一个女民警恶声恶气地骂：
　　“臭德性，还涂口红呢！”
　　我回头，正看到米兰在我身后蹲下，女民警显然骂的是她，我看到她红着脸在笑，而她的嘴唇确实红艳欲滴。

　　她比照片上要高大，后来当我们都站起来时证实了我这种感觉：丰满，更加红润，发育得像个白种女人，这使她看上去比我看的照片里的她自己要大得多。
　　后来，我再三端详她后，为她找到了一个恰当的比喻：她给人的感受犹如西餐中的奶油、蕃茄汁掺在一起做成的那道浓汤的滋味。实在的，她可能不比照片上的那个形象更具纯粹意义上的美感更令人陶醉和遐想。有一瞬间我也怀疑她们仅是相象。但我看她的第二眼，这个活生生的、或者不妨说是热腾腾的艳丽形象便彻底笼罩了我，犹如阳光使万物呈现色彩。
　　她的眼珠像两颗轻盈的葡萄在眼波中浮起，这使她随便看人一眼都是一种颇感兴趣的凝视和有所倾心的关注。
　　她在微笑，是朝蹲在另一边偷向她递眼色的于北蓓。
　　我哭了，一进民警办公室，看见那个民警在摆弄一副锃亮的手铐就给吓哭了。虽然我进去前再三叮嘱自己，哪怕他们吊打我，尽可以招供，但决不能哭！可一进门，人家正眼都没瞧我一下呢，我自己却先挺不住了，看来以后真是不能打听太多党和国家的机密，否则被谁抓了去跑不了要当叛徒。
　　我一哭，使那个警察很反感，轻蔑地看着，“就你这松样儿还打算在我们王府井一带称王称霞呢？告诉你，什么镇灯市口、戳南池子、公安局全镇！说，哪呢儿的？叫什么名字？来王府井想干吗？”我说是哪儿的叫什么名字来王府井想买字典。
　　“去去，擤擤鼻涕走吧，以后少来王府井玩。”警察草草问了一遍，让我认走自己的皮带和鞋带，又叫带下一个。
　　我连忙擦干眼泪，穿好鞋带，扎紧裤子，灰溜溜地贴着墙根窜出派出所。我没有等其他同伙，先坐车回家了。路上我非常生自己的气，觉得这事要传出去自己可没法做人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出门，像个女孩子天黑就上床睡觉了，对父母十分骋服。既然我已经在一种势力下面低了头，我宁愿就此尊重所有势力的权威，对一个已然丧失了气节的人来说，更坏更为人所不齿的就是势利眼。
　　我多么渴望能遇见一个一起被捕的朋友，那样我便可以从他看我的眼神中观察到我是否暴露。如果没有，我发誓我要像那些仅有首行为并未出卖同志或决心以后不再出卖的好人们一样，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成为最坚定、最不妥协的一份子。第二天晚上，我刚躺下，就听到窗外有人轻轻敲玻璃，我撩起窗帘，看到许逊和于北蓓在纱窗外的月光下朝我笑。
　　于北蓓凑近小声对我说：“怎么这么早就睡了？昨天你怎么没来？”我又难过又欢喜，飞快穿上制服短裤打开窗户跳了出去。
　　落地时，于北蓓轻轻抓住我的手，扶我站直。
　　“你爸又管你了？”许逊问我。
　　“都是你妈告的状。”我不假思索地把两件不相干的事联系在一起使之成冠冕堂皇的借口。
　　于北蓓在黑暗中紧紧攥着我的手，我也无意松开，很快两只手便变得汗津津、滑腻腻。她边和我们并排走的许逊说话，边用小指尖在我的掌心轻轻划。
　　我在路上迅速为自己想出了一个很巧妙的解释，不但可以掩饰甚至还能突出我的机智：我在派出所装哭，以骗取警察的掉以轻心，从而很顺利地脱了身。
　　那种大灰砖的老房子隔音很好，加上所有窗户都糊了黑纸并拉上从礼堂偷剪来的帷幕窗帘，高晋家从外面看上去就像屋里没人。过去发现坐了一屋人，灯光雪亮刺眼，人头攒动人语嘈杂。夏天如此遮蔽门窗，室内闷热可想而知。男孩们大都只穿件小背心，肥大的军裤绾到大腿根，热得满脸通红，拼命扇着扇子同时嘴里不停地抽烟，浓郁弥漫的烟雾使人忍不住流泪。他们个个表情严肃，阴郁地低声议论着什么，有人在摆弄钢丝锁，抡得呼呼生风。
　　我也立刻严肃起来，意识到一定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
　　这时，高晋、高洋陪着汪若海从里屋走出来，汪若海一脸伤痕和红肿。高晋脸色阴沉地对我说：“汪若海刚才在院门口让‘六条’的几个小晃截了，拍了几砖头，差点给‘花’了。”
　　我二话没说气势汹汹地转身在屋里找家伙。所有的改锥、锤子或菜刀包括水果刀都被人握在手里装进书包。
　　院里的一些上小学的半大孩子都被动员来了，他们为大孩子的信任有幸参加这次光荣的出击激动得微微战栗。
　　“走吧。”高晋下令。我看到他把一框日本三八枪刺刀揣进斜挎在胸前的军用挎包内。这是当时最专业的战斗装束，像带领一帮手拿锄头和镰刀的泥腿子去打土豪和农会领袖手中挥舞的系红绸子驳壳枪令人羡慕。
　　大家忽拉拉往外走。“女的别去了。”在门口高晋对于北蓓说。
　　我们骑上自行车，没车的就在前梁和后架上带着，一路摇着转铃在夜幕下浩浩荡荡出了院门。
　　院门口一些乘凉的家属和战士瞪大眼睛看我们。
　　“怎么走？”率队骑在前面的高洋大声问汪若海。
　　被方方“二八”锰钢车带在大梁上的汪若海一指右前方，“走仓南胡同”。在北京军区总医院院墙外我们看到两垛红砖堆，赤手空拳的孩子们便纷纷下车，搬下砖头在柏油马路上摔为两半，一手各拿一块半截砖头跑步上车继续前行。
　　２４路公共汽车站旁边的一处居民院落正在修缮房屋，院门口堆了一堆砂子和一堆白石灰，几个赤矛少年正在砂堆上练摔跤。“就是这几个。”汪若海喊。
　　我们立即在路灯柱下停车下来。那几个少年眼尖发现我们，撒腿就跑，沿着大街狂奔，见胡同就往里钻

我们一窝蜂地在后面紧追，一边破口大骂，一边把砖头雨点般地掷向前边拼命逃窝的野孩子们赤裸的后背。
　　一辆２４路公共汽车在街中心猛地刹住，司机、售票员和乘客纷纷从车窗探出头观望。
　　一些在路灯下乘凉下棋的居民百姓也紧张地从竹椅和小板凳上站起来。我们愈发精神抖擞，气焰嚣张。
　　拿过全市中学百米跑季军的高洋在吉兆胡同口一把抓住了一个正要往院门里钻的孩子。
　　我们随后紧紧围住了他。
　　那孩子在路灯下气喘吁吁地转过脸，由于恐惧脸色苍白，和他那头乌黑蓬乱的头发对比强烈。他声嘶力竭地叫嚷：“没我事，我刚从家里出来。”
　　然后他一眼看见我，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他曾是我们班和我相当要好的一个同学，他爸爸是六条副食店的经理。高洋得意地掐着脖子，使他的头向后仰，声音也变得呜哭暗哑。“有他没有？”他喘着粗气问汪若海。
　　汪若海还没说话，方方一声不吭地从人群中挤上来，用手里的砖朝这孩子的颅顶使劲一拍，大家同时把手里的砖头一起砸下去，并抡起钢丝锁没头脑地一通乱抽。
　　高洋松开手，那孩子贴着墙根瘫倒在地。我不声不响地用手中的砖头在他身上一通乱砸，直到大家都散开跑走，仍没歇手，最后把那块已经粘上血腥的砖头垂直拍在他的后脑勺上，才跑了。他们已经骑上自行车，乱箭般嗖嗖地消遁于昏暗的街头。
　　只记得我在街上没命地跑，路边一些面相凶恶的赤矛大汉瞪着我。路灯昏黄的光晕下，一地赭红的完全粉碎的砖头屑；
　　那同学软绵绵地脸朝下俯卧在黑黢黢的墙根，形若一段短短的焦炭。似乎还有他在一群人紧紧追赶下近乎痉挛抽搐的奔跑姿态和格外惨白的脸庞以及黑洞般绝望的两只睚眦欲裂的眼睛，实际上我当时根本不可能从另一个方向迎面看到他的表情。我们兴高采烈地回到院里，下车后便开始竟相夸耀。我的英勇无畏有目共睹，大家纷纷过来拍着我的肩膀称赞我：
　　“别人都撤了你还在那儿打，手够黑的。”
　　我骄傲地挺着胸脯笑着，一边吹嘘着一边偷眼去瞧笑眯眯望着我的于北蓓。大家找出半盒皱巴巴的烟分了抽。按照我们吹嘘的战绩，那个挨打的孩子必死无疑。
　　后来，我们拿了手电筒，从澡堂的窗户跳进去洗凉水澡。
　　澡堂的水泥地很滑，有人一进去就光脚摔了个大马队，我们打着手电光柱晃来晃去找着一个个淋浴龙头。
　　凉水从莲蓬头喷泻而出，冰冷的水打在我们汗淋淋的温热身体上，激得大家快活地大叫，这叫喊在空旷的浴室内引起阵阵嗡嗡的回声。晶莹的水珠在天窗透下的月光中泛着凛凛青辉的坚硬的水泥地上飞溅，犹如无数透明薄脆的玻璃杯接二连三地打碎，一地残片熠熠闪烁。大家边洗边用手电照下体，拿发育充分的取笑。
　　“直了直了！”大家忽然一起指了半大的孩子。
　　在倥偬悠高的手电光中，我看到一个骇人的勃起。
　　犹如肚子被撞了一肘，我感到一阵恶心。就像人脑袋上突然长出一枝梅花鹿的角杈令我无法忍受，简直是活见鬼！
　　“你怎么这么流氓！”方方抬手给了那孩子一个嘴巴。
　　那孩子被打哭了，捂着下体委屈地申辩，“我是尿憋的。”
　　“滚蛋！”高洋一脚丫踢在那孩子的屁股上。
　　我已经迟到了，所以也不着急，慢慢沿着自行车道的洋槐树荫，想等第一堂课上完了再进校门。
　　她从木樨地地铁站口出来，向我斜插过来，在前面的路口拐进楼区，那木樨地大街两旁还没有盖高大建筑，所以她一直处于我的视野之中。她走路的姿态很勾人，各个关节的扭摆十分富有韵律，走动生风起伏飘飞的裙裾似在有意撩拨，给人以多情的暗示。她的确天生具有一种娇娆的气质，那时还没有“性感”这个词。
　　我像一粒铁屑被紧紧吸引在她富有磁力的身影之后。
　　从那天晚上的夜袭之后，我对自己变得很有信心。我觉得自己已经在个取得资格承认的小“玩闹”，可以像一个真正的“顽主”一样行事，而真正的“顽主”于在惮于单枪匹马的。我克服胆怯的决窍就是：闭眼。

　　我快步走近她，在她身后朝她叫：“喂，喂……”
　　她没有停步，只是微微侧脸回瞟，迅速乜了一眼。
　　“你等等，我有话对你说。”我嗓音稚嫩地对她说，抢到她前面拦住她。她绕开我继续往前走，同时好奇地打量我。
　　“你等等，别走哇，听我说！”我手忙脚乱，书包一下一下拍打着胯部，再次拦在她前面。
　　她犹豫地站住了，困惑地望着我，然后她笑了。
　　她这一笑坏了，我一下脸红了，肚子里背好的词儿也全忘了，明知是俗套儿，也只好硬着头皮背诵似地说：
　　“我仿佛在哪儿见过你。”
　　“得了，小毛孩儿，你才多大就干这个？”她忍着笑继续朝前走，走出几步还含笑回头看我。
　　我也笑了，她的笑容鼓励了我，我觉得自己脸皮忽然厚了，追上她，对她说：“你不就是前边那楼的么？”
　　“你是那中学的学生吧？”她皱皱眉头加快脚步。
　　“我还在东风市场派出所见过你。”我大声对她说。
　　她像脚底踩着了一个钉子立时站住了，转身看我，似乎有些不知所措。“怎么记性那么不好呢？”
　　她像我刚才一样刷地红了脸。我凑上去鬼鬼祟祟地对她说：“咱们到那边树荫底下去说呀？这路上有人看咱们。”
　　她飞快地瞟了眼过路的老太太，冷冷地对我说：“有什么话你就在这儿说吧。”“能和你认识一下么？”我诚恳地说。
　　“我觉得没必要。”“交个朋友吧。”这句话我说得十分老道、纯熟。
　　她“扑哧”笑了，大概这句话她听人说过千百遍，今天从这么一个比她矮半头的小孩嘴里一本正经地说出来使她觉得好玩。“一看你就是一个坏孩子。”
　　“认识一下有什么坏处？你可以当我姐姐么。”
　　“你到别处认姐姐去吧。”她转身欲走。
　　“你不跟我认识，我打你！”我恫吓她。
　　她嘲弄地看我一眼，“你打得过我么？”说完撇下我往前走去。我沮丧地望着她的背影，想骂她几句，可离学校门口太近，路上已人来人往的，怕惹起一场是非，也未必能占到便宜。就这么眼睁睁地放她走了？我知道如果这次放了她，下回再碰见我也不会有勇气跟她搭讪了。
　　这时，我见她的脚步慢下来，在十几米开外停住，回过身来招手叫我：“你过来，小孩。”
　　我眉开眼笑，近乎蹦蹦跳跳飞跑过去。
　　“你多大了？”她问我。
　　“十六。”我多说了一岁。
　　“你骗我吧？”她也笑，“你哪有十六岁？是周岁么？”
　　“你多大了？”我问她。
　　“反正比你大多了，十九。”她若有所思地望着我，“你真想认我当姐姐？”“真的，我一见你……怎么说呢，就觉得你像我姐姐。”
　　她抿嘴笑，“你有姐姐么？”
　　“没有，只有一个哥哥。”
　　“你要认我当你姐姐，那你听我话。”
　　“保证听话。”“不许乱来，以后不许再到街上追女孩子了！”
　　“我这真是头一次。”这我倒是说的实话。
　　“谁信呐！”她一撇嘴，“看你就像小油子——你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了她我的名字，她也告诉了我她叫米兰，我没有把她和于北蓓提到那个名字联系在一起

我问她平时是不是老不在家住？
　　“你怎么知道的？”我在那个年龄是很乐意扮演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角色。我对她说我不但知道她家住几单元几号，也知道她父母长得什么样，骑的什么牌子的自行车。
　　“看来你还真是对我的事知道不少。”
　　米兰告诉我，她上班的地方离城里很远，所以不常回家。这一阵她生病了，才每天在家。我问她生的什么病，她不肯说，让我少打听。又说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只是不爱上班，所以开了假条在家呆着，她主动对我解释那天被进派出所，纯属莫名其妙。她刚从郊区进城回家，想顺便到王府井买斤毛线，遇见一个同学打了招呼，就被一起抓走了。
　　“你是涂口红了么？”我问她。
　　“我从不涂口红。”她努着嘴唇给我看，“天生就这么红。”
　　我本来是不想去上课了，可说了会儿话，米兰就撵我走，让我必须放学才能去找她玩。我想和她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依我的意思，最好在北海公园和中山公园门口。
　　米兰笑着说：“你算了吧，去那种地方干吗？你不是认识我家么？想找我就到我家敲门好啦，我基本上天天在家。”
　　我郑重其事地对她说：“我喜欢和别人家的大人打交道。”
　　“我爸爸妈妈人特好，从不盘问我的客人。”
　　她用两手搭在我的双肩上，把我转了个身，向校门口方向轻轻一推：“走吧，别恋恋不舍了。”
　　我走到校门口，回头张望。
　　她站在她家楼门前，远远地朝我微笑，那是我一生中得到的为数不多的动人微笑之一。
　　每次我都是怀着激动喜悦的心情，三步并作两步连蹿带跳地爬到顶层去敲她家门可不是敲了半天屋里没人，就是她父亲或者母亲在里面应声问：“谁呀？”吓得我刺溜一下顺着楼梯踮着脚尖逃走。那些楼梯的台阶布满污秽和痰渍，每一个拐角都堆着破竹筐和纸板箱，有时还坐着俩玩烟盒或冰棍棍的小孩，我从这一切之间慌慌张张过去时充满屈辱感。
　　这就像一只勤俭的豹子把自己的猎获物挂在树上贮藏起来，可它再次回来猎物却不翼而飞。我对米兰满腔怒火！我认为这是她对我有意的欺骗和蔑视！
　　在我少年时代，我的感情并不像标有刻度的咳嗽糖浆瓶子那样易于掌握流量，常常对微不足道的小事反应过分，要么无动于衷，要么摧肝裂胆，其缝隙间不容发。这也类同于猛兽，只有关在笼子里是安全的可供观赏，一旦放出，顷刻便对一切生命产生威胁。那天的课程非常重要，老师正在布置期末考试的复习范围。我之所以不大上课，每次又都能顺利通过考试，全赖这几堂课的专心听讲和之后按图索骥。那天我正在课本上画着需要背诵的课文，忽然按捺不住了，数学课本封面上的两个圆和一条直线使我像化学老师手中的试管剧烈晃荡。那是一次对人的生理功能受精神作用屏蔽和操纵的切身感受。我一下失聪了，眼睁睁看着讲台上的老师，也能听到窗外的鸟鸣车哼就是听不到他翕合的嘴里讲的是什么。
　　我必须立刻见到米兰！哪怕是为了考个好成绩。
　　只有这个念头。这念头甚至变成了一种迫切的生理需要，就像人被尿憋急了或是因晕车产生的难以遏制的呕吐感。
　　同学和老师都注意到了我的脸色苍白，所以对我匆匆走出教室并无诧异，老师甚至还问我要不要找个同学陪着到校医室，被我拒绝了，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在向米兰家走去时，心里充满对她的厌恶。我本能地对自己处于这种受人支配的状态产生抗拒。与其说我是急于和她相见不如说是力图摆脱她，就像我们总是要和垂死的亲人最后见上一面。她在家，这我没敲门就感觉到了。没有任何迹象：香味、音乐以及轻轻的脚步声，帮助了我的预感，可我就是准确地料到了。实际上也不是什么惊人的直觉，只不过是对自己的强烈期望信以为真，而事实又碰巧和这期望吻合。
　　我刚敲了两下门，屋里就响起了只有年轻姑娘才会那么轻盈的脚步声，接着她贴在门后声音很近地问：“谁呀？”

　　她打开门，抱着门扇看着我，过了片刻才认出我，笑着说：“是你。”然后她放我过去。她正在洗头，头发湿淋的，从厨房到门口滴了一路水。这时，我听到另外一间屋传出她母亲的声音，“谁来了？”
　　“你妈妈在家？”我立刻变得紧张不安。
　　“她生病没去上班——找我的。”她高声对那屋说，又对我道，“你先到我房间去，我把头洗完。”
　　说完她就回了厨房，厨房立刻响起水龙头放水的哗哗声。
　　我进了她那间洒满阳光的房间；从镜子里发觉自己笑嘻嘻的，那些难堪的症状都消失不，自我痊愈了，连最小的瘢痕和疥痒都没有，就像从来都没有发作过。
　　我到厨房靠着门框看她洗头。从另一个角角可以看到敞着门的另一个房间内，她母亲盖着一条大毛巾被躺着铺着凉席的床上。
　　她的头发很长、很多，当她打香皂搓洗时要离开水池，弯腰站在地当间两手攥着垂下来的头发一缕缕揉搓。我只看得见一头黑瀑布。“你怎么没去上课？”她边洗边问我。
　　“老师病了，上午改自习了，我就溜出来了。”我信心说，压根没意识到是撒了个谎。
　　“你来找过我么？”“没有。”这倒是有意掩饰的，“我们最近课程挺紧的，快期末考试了，所以也没时间找你。”
　　“我还想呢，怎么见了一面人就没影了，是不是又在别处认了姐姐给绊住了。”她搓完头发，把整头长发往上掀，一手揪着，露出胀得粉红的脸，直起腰笑着说：“最后没有又认识什么人？”
　　“听你说的，好像我除了在大街上游逛就不干别的了。”
　　“行呵，兑上点凉水。”她伏到水池前低头等着。
　　我拎着满满一壶水朝她兜头浇下去，“烫么？”
　　“可以”。她指示着方向，“朝这儿浇。”
　　由于她身材高大，尽管弯着腰，我也要费力用双手把水壶提得很高才够得着，好在随着水的倾出，水壶愈来愈轻。
　　她像拧床单似地双手握着使劲那股又粗又重的头发，然后把头发转出螺纹，朝天辫似地竖起，在额前迅速地盘绕几圈结成一个颇似古代少女头的发髻，整个动作一气呵成，腰肢手臂扭画出灵巧动人的曲线和弧形，令我入迷。
　　这个累累垂在额前的发髻使她整个形象焕然一新，呈现出一种迥异于所有现代少女的独特魅力，犹如宋瓷和玻璃器皿的不同效果。“看傻了？”她用湿手在我眼睛上抹了一下。
　　“你干吗平常不这么梳头呢？多好看。”她用拖把擦弄湿的地擦到我脚下，我往后退一步。
　　“那成什么了？你在街上看见有人这么梳头么？有第一个我就当第二个。”她擦了一遍地，否身拄着拖把站在日光投射明晃晃的湿地上朝我笑。回到她的房间，她把盘成发髻的头发解开披散着以尽快晾干。她赤脚穿着拖鞋对着镜子往脸上、手上和小臂上涂香脂，整个房间弥漫着馥郁的香气和湿的头味儿。午后的阳光已经有些懊热，她有些胖，很快热，便拉上暗缘色的窗帘。屋内立刻有了一种隐蔽和诡秘的气氛，像戴着墨镜走在街上，既感到几分从容，又不由生出几分邪恶。
　　我为自己把这一单纯的举动引由为含有暗示的诱惑感到羞愧。她脱鞋上床，靠着床头伸直双腿坐着，使劲扇着手里的纸折扇，尽管这样，仍热得身上出汗，不时用手拽拽贴在身上的领口、袖边。“这天怎么这么热呀，才几几份。”她嘟嘟嚷嚷地抱怨。
　　“你会游泳么？”“不会。我怕水，总也学不会。你会么？”
　　“哪天表演给你看。”“那太好了，哪天我落水你就可以救我了。”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一边看着桌上相片框里的照片，一边拿坐在床上她比较。我总觉得她和照的有出入，虽然还说不上是判若二人，但总感到有什么东西给斩断了，不有什么东西给强烈突出了，这是一种难以言表的不对位从五官局部发现的一致更增加那瘸捉摸不完的感受。这也许是此刻与彼时表情和姿态的不同，或是人眼和相纸还原色彩的差异，以及单一焦点和不停扫描两种不同的处理材料方式造成的，再不就是我前后看到的不是一张照片。
　　“你还有一张照片呢？”我问，“穿泳装的。”
　　“你有，我没穿泳装照过。”接着她怀疑，“你什么时候看见过我穿泳装的照片？”“有，你肯定有一张，也有彩色的，原来摆在你桌上。”
　　“胡说。”她笑了，以为我和她开玩笑，“以后你给我照吧。”
　　我请求看她的影集。她不肯，说她没影集。
　　我坐到她床上继续央求，我没敢离她太近，谨慎地保持和她身体的距离，惟恐这一姿态咄咄逼人，招致她的反感。
　　“你真要命，有什么好看的，看人还不够？”她下床从抽屉里拿出一本裹着缎面的影集扔给我，自己在桌前坐下，端详着镜子里的自己扇扇子。
　　我一页页翻看影集，里面的照片全是热白的，大都是她和家人亲友在风景名胜的留影，衣着平常，神态安详，很多是在强烈的阳光下皱着眉头的，没有一张是刻意装饰的忸怩动态的。我取下一张她的自家楼前的单人照片，说：“这张送我吧。”
　　她回头看了一眼，简短地说：“不行，你要我照片干吗？”
　　我把那张照片揣进上衣兜里，她过来夺，“真的不行，这张我就一张。”我躲闪着她，像武术家一样拨挡着她向我胸前伸过来的手，“给我张照片怎么啦？”
　　“不干，还我。”她有些气急败坏，劈胸抓住我闭衣领子，把那张照片从我胸兜里嗖地抽出。
　　她的力气可真大，她那一推使我一屁股坐回到床上。
　　“不高兴了？”她笑着问我。
　　其实我并没生气，只是有些懵然。
　　“别不高兴，真的。”她胡噜了一下我的头，“你拿女孩照片不好。”于是我笑，真想为了再让她扭扯我再去抢那张照片。
　　“送你一只圆珠笔吧。”她在抽屉里翻了翻，找出一杆当时很稀罕的按键式双声圆珠笔递给我。
　　我满心欢喜地接过来，脸上仍作出很委屈的样子